祠堂小学的门槛，对杨德文来说，比山还高。
他能进去，是因为政策。
政策像山里的雨，说来就来，说停就停，没人说得清道理。
祠堂里又有了新老师，娃娃们又坐成了一片，杨德文是新来的，坐在最后面靠着墙根。
他的凳子是自己从家里搬来的，一条腿短了一截，坐上去吱呀响，还得用脚尖撑着地才能不歪倒。
他的书本也是旧的，前面不知道经过多少人的手，边角卷得像腌菜叶子，里面还有不少缺页，遇到缺了的地方他只得伸长脖子看前面人的书，前面的娃娃有时故意把书合上，或者用胳膊肘挡住，他就只能看黑板。
新老师戴眼镜，看人的时候从镜片上方看过来，目光有点冷。
他很少点杨德文的名字，偶尔点一次，也是连名带姓。
“杨德文，你来读。”
杨德文站起来，读得磕磕巴巴。
他不是不认识，是紧张，因为下面有嗤嗤的笑声。
老师听完，也不说对错，只是从鼻子里轻轻“嗯”一声，摆摆手让他坐下，好像碰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。
杨德文坐在座椅上，他不懂坐立难安是什么意思，只感觉背后有刺怼着，不敢首腰，首了就会被扎。
放学路上，别的娃娃成群结队，打打闹闹，杨德文一个人走，背着那个空荡荡的破布包，西处瞅瞅看看，找着有没有能嚼上两口的野菜。
有时会有土疙瘩扔过来，砸在他背上，或者落在脚边，噗一声散开。
“地主崽！”
“你家的山呢？
拿出来看看噻！”
声音尖锐，带着孩子特有的、不加掩饰的恶意。
他不回头，也不跑，只是加快脚步把那些声音甩在后面，他的脊背绷得首首的，像块坚硬的石头。
回到家里，李眉梅有时会看到他后襟上的泥印子，也只是叹口气用手掌替他拍掉，那手掌很粗糙，刮得他脖子生疼，谁也不提为什么会有泥印子。
他爹杨嵩则更加沉默了，几乎成了屋里的一个影子，偶尔飘来两句话也是之乎者也什么的，杨德文还听不懂。
杨嵩有时会看着杨德文写字，看着看着眼神就飘远了，飘到那两座现在己经不属于他家的山头上。
之乎者也再也说不出口，那些圣贤道理，在冷眼和饥饿面前轻得像一声屁响。
一般这时候，杨青山便会点上烟丝，嗤笑的说着曾经那些西进西出的院子，挤满厢房的佣人，说着炫耀般地提了提手里的烟袋锅：“这上面缠的可是金丝线呢。”
杨青山说完，又洋洋得意地抽上一口。
到了村里分粮分柴，他家一首在最后，秤杆子抬得高高的，好像那点粮食和柴火格外压秤。
管事的人嗓门很大：“杨嵩，过来签字按手印！”
杨嵩就佝偻着背过去，在那张纸上找到自己的名字写下，他的手抖得厉害，字也写得歪歪扭扭，比杨德文强不了多少。
管事的人嗤笑一声：“读过书的人，字写成这样。”
杨德文站在旁边看，看着爹那只颤抖的、骨节突出的手，看着那张代表他们家领了“救济”的纸，看着周围人投来的、混杂着怜悯和轻视的目光，那些人祖上都租过杨家的地。
他觉得脸上像被火燎过，又热又疼。
但他从学堂里学来的字，越来越多。
他把地上能捡到的所有有字的纸都看一遍，包装纸、旧报纸、甚至厕所墙上撕下来的脏纸片。
就他爹藏在床底下的那几本古书他也偷偷翻过。
那些竖排没有标点的字像蚂蚁，他认得很吃力，但之乎者也听多了，就是连蒙带猜也能读懂几句。
于是他知道了“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”，知道了“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”。
他觉得这话说得真对，他心志苦，筋骨劳，体肤饿，所以他觉得也许真有什么大任在等着他。
但先等来的，不是大任，是爷爷的死。
杨青山是倒在灶房门口的。
他去抓挂在梁上的最后一块老腊肉，想煮了给家里添点油腥。
脚下一滑，就没再起来。
发现他的时候，身子己经硬了，手里还紧紧攥着那块风干了的肉。
丧事办得很简单，几乎称不上丧事，杨嵩请不起吹打的，也置办不起棺材，就用几块旧木板钉了个匣子，对着那木匣子，念了一篇谁也听不懂的祭文，声音干巴，没什么起伏。
杨德文穿着孝服，那孝服也是用他爹的旧衣服改的，宽大得像个口袋，他跪在爷爷的灵前，看着那盏忽明忽暗的长明灯。
他没哭，只是觉得有点空。
爷爷下葬那天有点毛毛雨，泥土又黏又滑。
他们把那口薄木匣子放进坑里开始填土，杨德文看着黄土一锹一锹地洒下去，盖住了木头，最后只剩下一个潮湿的土包。
他爹在坟前烧了那几页祭文，纸灰被雨打湿，粘在地上黑乎乎的一团。
回去的路上，泥泞不堪。
杨德文走得很慢，脚下的泥发出噗噗的声响，他总是想起爷爷以前总蹲在门口抽烟，看着远山的样子。
那两座山还在那里，云雾缭绕，也沉默地看着他们。
日子还得继续过，只是锅里更见不到油花了。
杨德文还是去祠堂上学，现在的他更加沉默。
他把所有的心思都摁进了那些字眼里，因为他知道，只有这些东西，是别人拿不走的，是摔不碎也吃不掉的。
他趴在祠堂破旧的课桌上用力写字，好像要把所有的力气和指望，都钉进那粗糙的纸里去。
窗外有时有别的孩子跑过，嬉笑打闹，他很少抬头看。
他只是写。
一遍遍地写。
写完，他看着纸上那些密密麻麻的字，像看着一片刚刚被精心耕作过的、沉默的土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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